1) 六四血卡问题

在网上参与一些讨论后，有人关心革委会反六四血卡到底是针对哪些人反。笼统的回答是，革委会不是为了某一两个六四血卡分子而反六四血卡的，也从来没有针对某一两个具体的六四血卡持有人反六四血卡。事实上，我自己就是1980年代来美国的，尽管我自己没有拿六四血卡，但我当时认识的人，没有拿六四血卡的是极少数： 我照样跟这些人有来有往，它们也都知道我是从政治的和哲学的高度来看待六四血卡这件事的。

我们希望通过对六四血卡的广泛讨论，提高海内外华人社会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那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讨论六四血卡将是必要的。

截止到目前为止，革委会一直认为六四是对的，而六四血卡是错的。革委会同时注意到，虽然那些民运分子也是六四血卡的受益方，但真正的六四血卡得益主体是“共产党”。大家倒过来想想，如果六四血卡的得益主体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不早就针对六四血卡问题口诛笔阀闹翻天了？哪可能这么安静？有鉴于此，如果民运继续伙同“共产党”抵制革委会的反六四血卡活动，革委会将有足够的理由否定六四本身：对你有利的，你不仅自己往死里记，而且希望其他人也帮你往死里记；对你不利的，你不仅自己往死里忘，而且希望其他人也帮你往死里忘---谁是傻瓜？因此，革委会的最新口号是：如果忘记六四血卡是应该的，那么，忘记六四本身则是自然的。

与鲁迅当初“为了忘却的纪念”相对照，如今反复纪念六四血卡就是“为了(某些人)刻意忘却的纪念”。

1989年六四发生后，加拿大也发了六四血卡，但那个六四血卡确实无可厚非，因为那个血卡确实是加拿大政府白送的---当时在加拿大留学的大陆留学生确实没有为了那张血卡而刻意做什么。但美国的六四血卡完全不同：当时美国官方内部在六四血卡问题上分歧很大，当时的留美大陆学生，几乎人人捐了款，几乎人人签过LOBBY六四血卡的请愿书，并派出当时的学生组织到白宫门前下跪绝食，以乞求美国政府批准六四血卡，前前后后花了快四年的功夫。

如今纪念六四血卡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是六四血卡本身的问题，一是六四血卡之后，各界华人对六四血卡的反应。

2) 台湾大选

在台湾大选的问题上，革委会没有放过一次马后炮：所有的马前炮全部一一兑现。 这里转载一枚去年(2003年)冬天放出的“马前炮”：
国民党走到哪里输到哪里：在大陆以失败告终，跑到台湾后，又是以失败告终。为什么?!
送交者: 叶向农 于 November 22, 2003 10:42:39:

国民党走到哪里输到哪里：在大陆以失败告终，跑到台湾后，又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国民党的疯狗作风是关键： 他们根本不懂敌我友，逮到谁咬谁。举打江捧胡为例：台湾的国民党大多数是江浙/上海一带过去的，而拼死命拥护胡锦涛的则基本上全是京油子和湖南/四川一带的：既然这种无意识形态的利益之争是毫无道理可讲的,既然大家都不肯讲道理，这些台湾的国民党应该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他们又一次糊里糊涂的做了一趟疯狗。

有人说，国民党就是想要搅“共产党”的浑水，但“打江捧胡”就能搅混这池混水?!

国民党输掉台湾大选后，输不起的心态马上暴露无遗，上街胡闹，某种程度上，有点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意思，但台北的国民党又恨透了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说犹太人太那个了一点，但仔细分析下来，台北的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要比犹太人更那个1千倍乃至1万倍： 同一性质的事件，在对它有利的时候，它往死里说这件事好，在对它不利的时候，它往死里说这件事坏。 同样是个全民民主选举，让它选上去，那就叫民主，让别人选上去，那就叫民粹；同样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内斗，它斗你不叫内斗，你跟它斗回去，那就叫内斗。

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当初毛和蒋互把对方作为头号大敌的时候，当时的共产党是支持台湾岛内的“异议”人士的，而这些“异议”人士则是后来的民进党骨干。所以，这种今天铁打钉，明天钉打铁的、近乎是小孩过家家般的政治行为，不仅是政界需要反思的，普通老百姓也要多动脑子：尤其是大陆那种官方一言堂的地方，老百姓多动脑筋是极其重要的。

3)  打江捧胡

革委会主任越来越觉得，江泽民长痛不如短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再这样搞下去，好事功劳全是胡清帮的，坏事责任全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打江捧胡的背后反映的是两种文明的对抗： 一种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单重人格的文明---“我认为好，我就干；我认为不好，我就不干”；一种是多重人格的“痞子文明”---人前它这样说，人后它那样说；会上它这样说，会后它又那样说。必须要注意到，大陆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多地区的“痞子文化”早已系统化和科学化了---在什么情况下抬什么杠，那些痞子们清楚得一塌糊涂。在现代机器化大生产的全球趋势下，“痞子文明”是绝不能提倡的。

当然了，如果那些痞子们真的要民主那也好：但这些痞子们的“民主化”啦、“年轻化”啦之类的花腔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前几期的<<四大广场>>已经对这些花腔做过分析和批驳，这里不再赘述。

必须要澄清的是，毛主席也提倡过“痞子运动”，并说“痞子运动好得很”。但毛主席所指的“痞子”与我这里所指的“痞子”是两码子事：毛主席笔下的“痞子”是真的敢革命的，而那些“打江捧胡”的痞子则只是一群在现行体制下混得不如意的刁官和和被这些刁官迷惑了的刁民：顺手的便宜，它们总是要捡，但你真的叫它们去革命，它们逃的比兔子还快。所以，此“痞子”与彼“痞子”不是一会事，不要搞混。

4) 迁都问题

尽管北京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伟大，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从人文、地文、水文、气象等方面论证北京不宜做中国的首都。革委会认为大陆的首都应该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但也有人提倡再往南一些。 如此推论下去，武汉地点适中，“痞子文明”问题也不突出，楚文化也有一定的凝聚力，作为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首都比较理想。 也有人建议定都南京，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南京南腔北调的问题比较严重，加上江浙地区的人比较散，万一打起来，江浙地区似乎缺乏武装捍卫首都的凝聚力。再说，上海已经是经济中心，再把政治中心放在华东，不利地区利益的平衡。

江泽民先生和曾庆红先生对大陆现代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结束了“上海人小器巴巴的搞生产，而北京人则一边洋洋洒洒的享受、一边痛痛快快的数落上海人小气”的历史。用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讲，这有利于培养北京地区的“劳动观念”；用资本主义理论来讲，这有利于解决剥削问题。

5) 对上访问题的看法

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大陆老百姓的上访是无效的和无聊的。老百姓应该加强受苦受难的民众之间的互访和平访，进而形成穷人帮穷人的良好风气，以对付“共产党”官僚之间的官官相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