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与时俱进的中国革命
1.「“共产党”与“我”」 的问题已经摆在每个民众的面前
江北农民有句土话，叫“洋二八蒯”，我能理解那句话的意思，但一直想不到一个exactly的普通话来翻译这句土话，让我用几个例子来解释其含义：
例1：如果我是大陆的一个普通民众，某次在街上遇到一个无权无势的熟人张小三。而张小三作为中共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党徒，除了每个月有那么三五千块人民币的收入，其它收入几乎是零，那么，我就觉得张小三跟我是“本阶级”人士，于是乎，我就跟张小三抱怨当今的贪污腐败问题，企图在贪污腐败话题上得到张小三的同情，谁知道张小三跟我这样讲，“现在中央抓腐败抓得挺紧的，保先教育也正在扎扎实实的进行，要相信党，要相信政府…
如果你觉得他们做的不够，你当然可以通过正当渠道给党政部门提合理化建议…”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张小三就是那种“洋二八蒯”的人。注意:
本例中的“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大陆民众---既不是考察张小三党性是否坚定的组织干部，更不是在美国研究革命的叶向农。
例2：如果我是大陆的一个普通民众，某次在街上遇到一个无权无势的熟人赵小五。赵小五是个生活相当困难的下岗工人，我说他们厂的老厂长现在是某某公司的老总，在某处有高档别墅，企图听听他的牢骚，谁知道赵先生跟我这样讲，“下岗固然不是件好事，但咱国家现在遇到困难，我不下岗，别人也得下岗，再说，允许员工在工作岗位上能上能下，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再说了，人家江泽民都不搞终身制了，咱这小人物有什么不服的？”，意思是“我为祖国去下岗”。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赵小五就是那种“洋二八蒯”的人。注意：本例中的“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大陆民众---既不是赚得盆满钵满的某国企老总，更不是在美国研究革命的叶向农。
例3：如果我是大陆的一个普通民众，某次在街上遇到一个无权无势的熟人王小六。王小六是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正非常吃力的负担孩子上大学，我对王先生抱怨现在学费太贵，企图听听他的牢骚，谁知道王先生跟我这样讲，“高校抬高学费固然不是好事，但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拨款与西方国家相比，严重偏低，而为了让学校老师安心教学，教师的高收入是必不可少的，这中间的差额就只好摊到学生头上，再说，让社会参与教育体系的建设，这个政策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就是他们西方社会也鼓励社会办教育”。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王小六就是那种“洋二八蒯”的人。注意：本例中的“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大陆民众---既不是赚得盆满钵满的某贵族子弟学校的校长，更不是在美国研究革命的叶向农。
例4：如果我是大陆的一个普通民众，某次在街上遇到一个无权无势的熟人钱小七。钱小七是个普通的工薪阶层，辛苦了二十年的积蓄刚够买一套70多个平米的小中套，但想住上100多平米的大套，为了偿还贷款，正开始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并且惶恐祈祷不要有病有痛。我对钱先生抱怨现在房价太贵，企图听听他的牢骚，谁知道钱先生跟我这样讲，“房价太贵固然不是好事，但咱现在也可以住上大房子了，以前论资排辈分房，到老也只能住到80多个平米的中套，有钱也无法买到大房子，还是现在平等。至于说房价高需要贷款，人家外国买房也是贷款，我们现在跟国际接轨了。大家都有住房宽敞的愿望，供不应求，房价不断上涨，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现在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了，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供需关系就是经济杠杆”。意思是“我很市场意识，有符合世界潮流的现代理念”。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钱小七就是那种“洋二八蒯”的人。注意：本例中的“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大陆民众---既不是赚得盆满钵满的某地产暴发户，更不是在美国研究革命的叶向农。
例5：如果我是大陆的一个普通民众，某次在街上遇到一个无权无势的熟人陈小二，陈小二是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不幸得过一次重病，动过手术花费了十多万元，现在继续服用高价药物恢复。我对陈先生抱怨现在医疗太黑，企图听听他的牢骚，谁知道陈先生跟我这样讲，“医疗是黑了点，药物是贵了点。但现在医疗水平普遍提高了，药物效用也增强了，以前很多病国内都无法治疗，现在只要经济条件许可就有希望恢复健康；医院硬件条件也好了，固定费用的增加自然就转嫁到患者头上，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可能负债服务；再说，医生收入与国外还有较大差距，私下给医生红包，可以得到较好的照顾，也是对医生解除我痛苦的认可和感激，谁会对自己的健康吝啬呢？毕竟生命是最重要最无价的”。意思是“我很珍视生命，我有感恩的心，医生、医疗界的现状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陈小二就是那种“洋二八蒯”的人。注意：本例中的“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大陆民众---既不是赚得盆满钵满的某“人民”医院的牛七刀，更不是在美国研究革命的叶向农。
例6：如果我是从美国回大陆探亲的那个叶向农，某次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县的县长李小九，我跟李县长表达了我对环境得不到保护和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的concern之后，李县长跟我这样讲，“改革开放过程中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绩是主要的，你在国外要注意不被那些反共反华分子利用，你看，现在连通用的总裁都赞美中国的经济奇迹，福特的总裁也叹服咱中国人，你看，咱高层领导给日本咳嗽了一下，那小日本给吓成什么样子？上星期你们美国纽约时报的社论上都讲美国经济是离不开咱中国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你们美国的经济将成为跛足经济”。如果这位李县长不仅读过纽约时报的文章A，而且也读过纽约时报的文章B，如果这位李县长不仅关注了通用/福特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赞美，而且也关注了他们在日本首相和德国总理面前对地主国的歌颂，甚至还关注了通用/福特总裁在墨西哥领导面前对勤劳勇敢的墨西哥人民的溢美之词，那么，如果上面几个“如果”
全部成立，按照我的理解，这位李县长不是那种“洋二八蒯”的人，而是一个挺会混的“共产党”官僚，and he knows what he
is doing。但是，如果上述两个“如果”不成立，那么，李小九应该就是个“洋二八蒯”的李县长。注意：本例中的“我”确实就是我。
所以，为什么要举这么多例子呢？因为“洋二八蒯”有点象上海方言里的“十三点”和北京话里的“二百五”以及南京话里的“二五郎当”，但实际上又不完全是那个意思：与“穷大方”相比，“洋二八蒯”并不具备那种“憨”；与阿桂相比，“洋二八蒯”又有点“愚而不昧”或“昧而不愚”；与赵太爷相比，“洋二八蒯”则缺乏赵太爷的那点太爷本钱---本没有什么可“扬眉吐气”，但却“理直气壮”的头颠尾颠。“洋二八蒯”还有一层意思是形容科级干部在群众面前用极权国家的国家元首语言来不着边际(一般民主国家的头目懒得搞“洋二八蒯”那一套)。“洋二八蒯”在江北土话里还用来描述一个人走路挎挎的，东摇西摆，以为自己很有特色，极尽表现，殊不知他已经偏离最基本的行路规范。结合上述例中人物，那就是它们自以为很有思想，很有深度，很有胸怀，殊不知已经偏离最基本的人民真理。
回到题目上来，尽管不是每个民众都在“洋二八蒯”，但“‘洋二八蒯’毕竟是少数人”的说法本身就是“洋二八蒯”的。以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时，共产党代表的确实就是95%以上的民众，政府服务的也确实就是包括那剩下的5%的全体人民，所以，在那个时代，“人民当家做主”确实不是一句空话，人民以政府的腔调说话论事并不是件可笑的事，“无人在野，人人在朝”的现象也不是个太大的笑话。如今，这个党早已不是革命党，而变成以赚钱为主要任务的执政党，用它们执政党的话来讲，那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连瞎子聋子也知道，那是为它们自己赚钱，而不是为民众赚钱---事实上，它们一直在剥夺和掠夺民众的钱财。 那么，在这个新的党群关系面前，如何给自己定位，是每个民众都要立即思考的问题：至少要问问自己，“我还有必要那么‘洋二八蒯’吗？”
注意，我的民众概念向来是党徒民众和非党徒民众的总和---如果上述例一中的那个张小三能成为“共产党”的重大既得利益分子，那么，我早就没必要写作本文了。“共产党”是个拥有数千万党徒的人山人海党，它的党徒总数是港澳台三地人口总数的两倍，与许多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相当：就是把全世界的财富全部集中到大陆去，那也不可能把“共产党”的所有党徒全部变成富翁。但由于相对优势，无权无势的“共产党”党徒在普通民众面前自觉头大面子大的问题普遍存在，这些小党徒尤其需要思考“‘共产党’与我”的问题：如果没有“共产党”，有一技之长的“我”能否在新社会过一份本来就属于“我”的那份生活？建议那些自然宗教团体（不是由赵朴初领导的那种“宗教”团体）加强“新生活”的人生启蒙教育。
2.普世价值体系问题
袁伟时教授关于义和团问题的讨论，有一个积极面就是倡导民众尊重普世价值：你义和团固然有爱国的权力，但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干吗不跳出来爱国？如果说它们因这样那样的原因错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爱国机会，你第二次鸦片战争怎么也没跳出来爱国？如果你早点帮满清把那些西方列强打倒在沙场上，那就没有后来的事了嘛。注意，我并没有说战败的一方就应该受欺凌、受侮辱，但既然你已经在战败条约上签了字，如果你觉得不公平并想颠三倒四，你就应该以谈判为主：如果谈不拢，并且你依然不服，你就应该卧薪尝胆，象凡尔赛条约后的德国那样，积极准备其他的硬办法。那么，请问，义和团的办法是国际公认的谈判办法吗？义和团是个象样的“硬办法”吗？你连外交使节也杀，你连不佩戴武器的传教士也杀，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用如今的连中共也表面认同的价值体系来判断，义和团就是个恐怖组织。
在中国民族主义走火入魔的今天，提醒中国官民尊重普世价值，不仅对世界有益，对中国本身也是极其有益的。你比方说，如果美国人说”一加一等于二”，难道中国人就因为甩不开民族主义的面子，而非要喊”一加一等于三”？事实上，人类不同族群之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差异，但人性的共同点是客观存在的，许多fundamental的东西是一致的。如果你“共产党”为了那点民族主义的“面子”而不惜对抗这些fundamental的东西，那不就是地地道道的反人类了？你比方说，美国人产生婴儿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男人与女人的有效结合，难道你“共产党”为了有别于美国，你非要为反而反，在中国提倡男人与男人的结合来产生婴儿？
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之间当然存在一个兼收并蓄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就有人研究过了，不必赘述，但无论如何，兼收并蓄与为反而反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回到“普世价值”这个题目上来，在“共产党”早已不是革命党的今天，在“共产党”依然以一党之私为其最高经营原则的今天，死死抱住一党专制不放，已成为“共产党”捍卫其既得利益的根本法宝。在此历史条件下，“民主”二字变得空前的可贵；“共产党”为了捍卫其一党专制，对异己分子的镇压无所不用其极，这使得“自由”和“人权”这四个字变得无比的真实和迫切。
摆在国人面前的问题是一样的：就因为美国人也提倡民主、自由、人权，我们中国人就要回避这些议题？我们说，“共产党”当局反对民主自由人权，那是正常的，因为它们的既得利益本来就不是按正路搞来的，一旦民众拥有民主了和自由了，它们的既得利益将统统变为非法利益，所以，如果“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不反对民主、不反对自由、不反对人权，那反而是不正常的。问题是，你作为民众，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你有必要加入它们既得利益集团的合唱团，“洋二八蒯”的反对你自己的民主权力？反对你自己的言行自由和思想自由？反对你自己的人生权利和人生权益？再强调一遍，我的民众概念是党徒民众与非党徒民众的总和，同时再次呼吁那些小党徒停止其“洋二八蒯”的愚蠢行径，跟民众站在一起。
当然了，民主、自由、人权不仅是相对的概念，而且具有阶级性。这些道理，我革命人民不仅完全明白，而且体会深刻。事实上，半调子“左”派一直以民主的阶级性而拒绝民主，这正是它们的愚蠢所在：如果你认为代表A阶级的民主是你所不欲，那你就提倡代表B阶级的民主嘛，但它们提倡过B阶级的民主吗？没有。抛开那些虎皮不谈，就算半调子“左”派心目中没有民众民主的概念，它们总该珍惜它们自己的民主权力吧？但在它们开办的网站被“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骚扰之后，它们感慨过“民主”的可贵么？没有。再一个就是半调子“左”派喜欢用民主的相对性来揭露西方民主（主要是美国民主）的虚伪性，而这个问题我十多年前就讲过了，重复如次：美国的民主当然是相对的，并具有一定程度的虚伪性，但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下的中国，民众连相对的、虚伪的民主也享受不到。Again, 再次要求那些小党徒不要“洋二八蒯”，不要以为你在“共产党”内部骂骂咧咧的说了几句俏皮话并且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你就以为“共产党”是民主的：必须认清，那是因为你作为一名小党徒从没怀疑过“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如果你站出来挑战党的领导，看看你还能不能享受那种“民主”权力？
两三年前，我看到网上有份广州报纸贩卖泊来货，大概意思是结合美国某个案例说明在美国反政府也是非法的，并以此告诫大陆民众，在中国反政府当然是非法的。我很感慨：那位贩卖泊来货的人知不知道美国政府是民主选举的？如果美国政府是美国的某个党派任命的，如果美国总统是某个党派的党魁钦点甚至隔代钦点的，我敢保证，美国革命早就爆发了。事实上，在一派死也不服另外一派的年代，美国人民毫不犹豫的打过内战。
所以，我一直说毛主席不仅能干，而且很聪明。毛主席在夺取江山之后，搞过不少大手笔，说过不少四平八稳的话，但在毛江山没有夺到手之前，他可是一直把“民主“二字刻在额头上的啊：他既没有在“民主”二字面前羞羞答答，更没有回避任何外国的民主模式。请看下面这段摘自1944年的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
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
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结合今天的情况来看，140年前，满清抗拒民主的借口、60年前国民党抗拒民主的借口与今天“共产党”抗拒民主的借口是何等的一致！回到半调子“左”派的问题上来，那些半调子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是被当局靠边站的怨妇，但它们也居然跟着当局后头抗拒民主，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事实上，即使我们退回一步，半调子“左”派的“唯党论”的逻辑也是不通的：毛主席在文革期间就说过“实在不行，上山打游击”的话，这句话充分表明，在bottom-line出现动摇时，毛主席并不在乎党组织这个官僚花架子。事实上，毛主席除了经常整党，他什么时候搞过“唯党论”？什么时候为了捍卫一个反动的党---包括他自己的党---而反过民主？ 没有，从来没有：解放前，毛主席用“拳头”回答了当时国民党当局的反民主借口；解放后，为反击党内走资派通过资产阶级法权压制民众的民主诉求，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把人类的民主概念推至登峰造极的高度。所以，反对民主的半调子“左”派怎么好意思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搞“唯党论”？如果说邓力群是为了保住他在党内的高级退休待遇而阴阳怪气和抱住“共产党”大腿不放，那些小半调子反对民主，图的是啥？这些小半调子真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阴阳怪气？
推荐一个“亚半调子‘左’派”的新概念：如果说大陆上的那些谁当权就高举谁旗帜、把毛泽东思想当遮羞布的“左”派叫半调子“左”派，那么它们在美国的应声虫可被称之为“亚半调子‘左’派”，与硝酸和亚硝酸的意思一样。这些
“亚半调子‘左’派”，绝大部分是在美国有独立饭碗的人，没人逼它们做任何人的奴才，按理说，既然它们与国内的半调子气味相投，他们应该与国内的半调子联合起来，你推我挡，互相弥补，把要说的说透。在右派阵营，海内与海外的右派一直是双簧高手：海内不便讲的（如卖国话题），海外右派用“全球化”为当局的卖国行径解套；海外不便讲的（如买办官僚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不均），海内右派则抛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做遮羞布。但这些半调子“左”派可是可爱的不得了：如果大陆的“左”派决定打压叶向农，那些“亚半调子‘左’派”则立马抡起棍子围攻叶向农。可爱吧？
最近出了一个笑话，那就是吴弘达在法轮功揭露苏家屯事件上制造噪音。凭直觉，那是因为法轮功在揭露中共做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方面抢了吴弘达的生意，造成同行是冤家的局面。同样在想，我革命人民与那些半调子“左”派之间是否也存在同行冤家的问题。你看，那些半调子“左”派自己的网站就在被当局骚扰，但它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删除和挪拐我革命派人士的宣传品---特别注意，在半调子的网站上，“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的文章固然不会被删，即使是民运和法轮功的文章也能保持一小段时间，但偏偏就是我革命人民的文章连一小段时间也不会被保留。问题是，那些半调子与我革命人民是同行吗？仔细想想，根本就不是。原因很简单，我革命人民认为左派应该比右派更关心民主/自由/人权才对，哪有左派反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按半调子的逻辑，美国的那些下巴上吊着大胡子、肩膀上扛着大辫子的反战（男）青年全是右派，而英国的保守党和美国的共和党全是左派：这道理说得通么？半调子也许要抬社会主义的杠，我们说，社会主义通过物质占有的绝对公平化，最大程度地materialize了毛主席的民主理念。事实上，如今带引号的“共产党”所干的事，除了一党专政以外，剩下的全是毛泽东所反对的，但半调子们不照样在毛泽东思想这块遮羞布下“爱恋”着这个带引号的“共产党”吗？不照样死死抱着这个引号党的大腿不放吗？用乡下人的土话来讲，真是“不嫌老母猪骚气”啊。在实际斗争中，如我革命人民与“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有冲突，不管这个引号党是对还是不对，这些半调子与“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一直是一家子人。所以，革命派与这种半调子“左”派怎么可能同行？再次呼吁各界革命人士，正因为半调子们反民主，革命派尤其要重视民主等普世价值问题，真正的与人民站在一起，绝不能象半调子”左“派”那样做“共产党”镇压人民的帮凶。
3. 民运失败的必然性
以前，民主主要是民运的诉求。现在民运基本上全军覆没。那么，我革命人民现在越来越注重民主诉求，这是否代表我们在接手民运的业务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要彻底理解这个答案，同时为了不重复民运的失败之路，有必要回顾一下民运是怎么失败的。
如前所述，民主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有阶级性的。民运们提倡的民主，从来没有代理或代表过任何阶级，充其量，民运版本的民主是代表它们自己。部分民运甚至积极响应邓小平的“阶级模糊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而推销超阶级的民主。这个版本的民主，就是在美国也行不通：在美国的选举年，Middle
Class这个词满天飞，共和党和民主党无不挖空心思争取Middle Class的选票。后来，民运们为了一错再错，放弃“阶级模糊论”，承认中国有不同的阶级存在，但极力鼓吹“阶级不斗争”。这个“阶级不斗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帮助“共产党”实现其“稳定”，而民运在公开场合则一直锁定“共产党”为其敌对目标，好笑吧?
民运彻底溃败后，为寻求心理平衡，四处卖弄Q理论，意思是，尽管我们民运没有成功，但他们“共产党”也早已不是那个共产党了。有趣么？丝毫没有，请看民运的愚蠢轨迹图：
1）当初为了让每一个“共产党”公派生都能吃上六四烈士的人血馒头，民运是六四血卡最辛苦的跑马仔，但后来有相当一部分六四血卡持有人在归化为美国公民后成为“共产党”在美国卧底的，并成功的渗透到民运内部“搅浑水”和“掺沙子”，进而成为民运的掘墓人。由于六四爱国学生运动一直是民运的主要卖点，而它们所演奏的六四血卡又是如此的蹩脚和愚蠢，民运能不失败？顺注：当初我革命人民反对六四血卡，主张尊重六四烈士鲜血，早先跟我革命人民唱对台戏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民运。“共产党”反对我们对六四血卡的反对，那是后来的事。
2）为了获取活动经费，民运为台独藏独当过跑马仔。注意，毛主席当初为了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为苏联跑过龙套，但毛的做法取得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民众的谅解甚至支持，并且取得了成功，进而在书写历史方面有一定的主动权。我革命人民显然不是那种迂腐的死脑筋，不会因为某某政治抱负人士用了某某外国机构的钱而大惊小怪---尽管我革命人民尚未走到那一步---但是，既然你民运已经走到那一步了，你是没回头路可走的，必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然后以成功者的面目来compile自己的历史。台湾民进党的早期雏形组织就被毛共资助过，民进党不照样带领台湾人民从独裁走向了民主？然而，现实无情，民运在接受台独资助的同时，又人穷志短，不断接受中共的招安，这种不但没有主心骨而且没有“我”字意识的团体，能不失败？
3）尽管民运智慧欠缺，但小聪明玩得不少，可惜每次都以笑话和失败告终：为了让“共产党”内部的赵紫阳能够享受“共产党”的高级死亡待遇，民运出了不少力，在胡耀邦的问题上也一样。这中间的主要因素是普林斯顿和Columbia等美国大学在六四后收留了几个流亡美国的赵紫阳部下和胡耀邦部属，而这些人与北京的“共产党”本来就是一路子的，只不过在“共产党”内部的内权力斗争中不幸地遇到了枪口，进而不得不流亡美国做“学者”。按理说，海外民运的鼻祖根本就不是那几个“学者”，但这些“学者”居然左右了海外民运，这种主客颠倒的民运能不失败？
4）为了不让“共产党”贪官污吏的财产被共掉，民运始终不渝的贯彻了邓小平“主要是反左”的方针指示，一直帮助邓共反毛泽东，一直帮助邓共反文化大革命，并力主私有化，仅管民运在“共产党”掏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啥也没捞到。民运一直号称自己是反共的：既然它们在绝大多数具体问题上是邓共的跑马仔，它们的“反共”自然反的是毛共，也就是说，民运是绝对不主张牺牲自己利益去成全他人利益的。但最后的实际后果是什么呢？这个后果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原来民运自始至终一直发扬了“燃烧我自己，照亮‘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风格，为“共产党”贪官污吏的奢侈淫荡做了一颗政治上的人肉炸弹。是的，“我失败了，但你‘共产党’也不是那个共产党了”，但在账房数钞票的是你自己么？是你的朋友么？有趣吧？
5）四年前，为了捍卫胡锦涛在“共产党”内部的顺位王储地位，民运表现得比胡本人还要更着急。那时，民运们一口咬定胡锦涛就是中国的哥巴契夫，并且非常蛮横的推销“不是哥巴契夫也得是哥巴契夫”的那一套，如今结果怎样呢？
通俗的讲，民运失败，一是心中没有人民，没有民众的阶级利益概念，只想自己也去分那杯羹，所以，“共产党”根本就不是它们的政治对立面，而只是它们的利益竞争对手。后来，“共产党”换了个脑筋，干脆把它们民运唠叨的东西提前实施，这一来，民运就被“共产党”包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问题，我在10多年前就清楚的指出过---不服的可仔细读读我十年前的那些老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在球场上打球，你要么盯球，你要么盯人，但民运则是既不盯球，也不盯人，相反，它们专门盯着球场上的裁判和球场外的观众,它们这种stupid的“球场战术”是各界有志之士必须牢记的教训。
从识形态高度来看，民运失败就是失败在信仰问题上。中国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能从“共产党”眼皮底下跑到美国来的，不是“共产党”党徒的是少数。也就是说，在北美大陆华人社区，中共党徒是大多数，不是中共党徒的是少数。当然了，这些与“共产党”早已不存在“粮油关系”的党徒不一定就是“共产党”在北美的走狗，但在50对50的情况下，即在这样做来去不大、那样做来去也不大的情况下，这些人一般会take美中之间“不对称关系”的advantage.你比方说，如果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在北京骂“共产党”，“共产党”肯定不会容忍，但那些中共党徒跑到美国来骂美国、骂活跃在美国的异议人士，只要它们没有间谍动作和恐怖动作，美国一般是懒得出面制止的：这为北美华侨中的中共党徒渗透海外各类异议团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坚定的信仰，它们使用苦肉计也好、离间计也好，你是可以做到软硬不吃和刀枪不入的。相反，如果你信仰不坚定，与那些党徒华侨一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一定被它们拐跑掉。所以，fundamentalist(原教旨主义分子)这个概念被我强调多少次了？
必须严肃指出，民运的惨败并不标志着中国人民追求民主、争取自由的理念的失败，更不标志着中国民主化事业的终结。当然了，民运的失败显然不是我革命人民的成功，人民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4. 再谈法治问题
在上一期《人民自救》中，我提到法治问题，重点指出法治是民主的连体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正的立法，“共产党“官僚关起门来制定的“法律”，那不叫公法，而是“共产党”的“私法”，这种“私法”是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的。那么，为什么“共产党”突然的“文雅”起来，想到按“规矩”（即“法律”）办事呢？原因很简单：“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在发了非法横财之后，急需建立一套“法统”，然后按照这套“法统”把它们的非法财产合法化。
由于“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的“财产”是偷来的和抢来的，它们的如意算盘包括两部分：第一，它们希望民众“向前看”，花腔则是“明天更美好”，目的是让民众不要“往后看”，即不要去追究它们的那些“财产”是怎么搞来的；第二步就是在“既往不咎”和“既往不究”的基础上端出它的法律来，然后按它的“法统”让它们永远“合法”的骑在人民头上。这个“法统”与文革以前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意思差不多，但比“资产阶级法权”更凶残、更霸道。
所以，民众的脑子要多长几根筋，不要上“法治”和“法制”的当。无论是按以前的老“法道”还是按现代“法道”，犯法犯得最多的就是它“共产党”自己：按社会主义“法道”来看，它“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掠夺了大家的全民资产；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道”来看，它“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用权力取代了市场的自然竞争和公平竞争。
现在“共产党”的优势是它劫持了军队和武警，所以，不管你的“一加一等于二”是如何的正确，它可以用“一加一等于三”的“法律”来镇压你。针对这种情况，在民众力量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应该抓紧颁布一些“一加一等于二”的民众法律，用来惩处“共产党”
“一加一等于三”的犯法行径。
5. 阶级斗争
甘肃的钱文昭老人成功的把“共产党”的党营法庭转变为他自己的“民众法庭”，并成功的处决了“共产党”的黑暗法官，积极意义不言自明，但代价太高，因为钱老汉也把自己的宝贵生命陪了进去。无论从传统价值观来看，还是从现代价值体系来判断，钱老汉是个高尚之人、仗义之人。让这么高尚的钱老汉用自己的生命去陪垫那几个“共产党”贪官污吏的命，那是严重低估了钱老汉生命的伟大价值。
那么，这么吃亏的事，为什么钱老汉不得不干呢？问题出在阶级力量上头。如果中国的劳动人民有坚强的阶级力量，钱老汉完全可以在广大民众的前呼后拥下，大大方方的启动其本阶级的人民法庭，正大光明的审判那几个贪官。
由于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余毒太深，很多民众还没有认识到当今阶级斗争的严重性。部分民众甚至“洋二八蒯”，帮当局反对阶级斗争，简直愚蠢到顶。君不见，“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一直在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对付民众？“共产党”官官相护搞贪污，不就是贪官污吏的阶级行为么？你怎么告那些贪官也告不通，这不就是它们贪官阶级对本阵营的“阶级兄弟”伸出的“友谊之手”么？再从意识形态的高度看，“共产党”贪官污吏通过独霸舆论，先把“文革”批倒批臭，然后一碰到异己分子就给你戴个“文革余孽”的大帽子，它们自己不就在搞“文革“那一套么？它们自己不就在搞“阶级斗争”么？它们反的是哪个文革？它们反的是哪门子阶级斗争？它们只是把“文革”那一套倒过来为它们自己所用罢了。坦率的讲，“阶级斗争”在中国根本没有“熄灭”，“文革”也根本没有“结束”，中国社会依然是个专政社会、专制社会和极权社会，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唯一不同的是：以前是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资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有些假象，民众要提早注意，不要上当。比方说，在其它场合我讲过，朱熔基的分税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利益冲突。财政包干的分税制，其意思是地方把中央的6大碗舀满之后，你地方上如何舀你自己的9大腕，那不是中央的事。这样一来，中央就把官民矛盾推给了地方，而民众在被地方政府欺负之后，当然要找中央说理。按理说，你中央人民政府，作为人民的政府，作为人民供养的政府，你应该帮助那些上访民众说话和办事。然而，中央却要求地方矛盾就地解决，并以此作为各地派人到北京“截访”的政策依据。这等于给民众设了一个死圈套：你的财务包干政策让王县长欺负了我，而我正因为找王县长说理说不通才找你中央的，而你中央则要求我回去找王县长解决。这是什么逻辑？分明是中央与地方联手压迫老百姓嘛，只不过红白脸之分罢了。从传统的阶级理论来看，这不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么？前不久，有个叫李文娟的税务工人因为揭露当地税务问题而遭到打击报复，大陆的官方媒体予以高规格披露，许多人被这种披露感动。问题就在这里：大陆其它部门、其它领域的李文娟多如牛毛，为什么那些李文娟得不到官方媒体的高调重视？所以，在在表明，中国的阶级斗争从来就没有“熄灭”过：它们反对的是矛头指向它们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但它们始终保持了它们斗争其它阶级的斗争特权。
事实上，作为极权专制的“共产党”，它所推销的每一个概念，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你举“共产党”所捍卫的“义和团”的“爱国主义”来说，胡文海可是中国现代“义和团”的团委书记啊！胡文海书记的反贪爱国的决心和壮举可是让江河哭泣和荒山流泪的啊！“共产党”不照样镇压了胡文海？再说，钱文昭老汉不就是当代“义和团”的资深老团长么？钱团长的反贪爱国精神被“共产党”认同过么？很显然，“共产党”的“义和团”概念本身绝对就是个阶级概念，它“共产党”绝不赞同在“反贪爱国”旗帜下的“义和团”。
所以，结合我革命人民长期的革命经验和教训，基于我革命人民对半调子“左”派入骨入髓的洞穿，为最大限度的团结同仁，特别提倡一条：今后尽量不从“左”和“右”来分派，而以“朝”和“野”来划线。这从传统的阶级划分理论来讲，是完全说得通的，因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具体的实践中肯定会遇到“洋二八蒯”的现象，但在实实在在的阶级利益面前，“洋二八蒯”的现象会越来越少。
6. 革命的阶段性
北大有个叫张什么迎的（以下简称“张迎”），那个人很reactionary，但是个有心人。在过去两年，我在各个场合反复强调，当今的民众要的是公平，并没有奢求平均，但这位张先生则一口咬定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要的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
民主和均富（右翼人士也许称之为“均穷”）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那么，在今天，为什么要提倡“公平”而不提倡“均穷”或“均富”呢？道理很简单，中国的社会主义墙脚已经被“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挖光了，支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我在上期《人民自救》中谈到，如果10年前搞文革，中国劳动人民应该有救，但如今搞文革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依据就是这个经济基础的问题。事实上，当初在毛泽东的枪口下，那些国民党既得利益分子也不肯把吃到肚子内的再吐出来，如今斗嘴，绝对不可能让“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Again,
人们又一次看到了半调子“左”派的可爱之处：它们嘴上高喊群众路线，实际上它们心目中最没有群众:
它们不仅大搞精英主义，而且专搞最顶尖的精英主义：它们把回归社会主义（右翼人士也许称之为“复辟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胡锦涛个人身上，好笑吧？就算被邓小平隔代钦点的胡锦涛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邓斗士，他的政权赖以生存的党狗们，哪一个不是邓共的孝子贤孙？就算胡真的想跟这些邓共的孝子贤孙斗争到底，胡跟这么多人掰手腕，能掰得过么？那些半调子不是弱智是什么？
回到公平问题上来，只要中国社会回归公平，目前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是有喘息机会的。你拿美国来讲，纽约的地铁工人绝大部分是黑人和其它有色人种，但他们每年也有6-7万美金的收入，扣除地区性物价因素，他们在美国应该能算上“下中农”，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市场经济相对比较公平，权力干预“自然市场”的现象较少：如果有美国精英人士眼红纽约地铁工人的“高收入”，纽约地铁不会拒绝这些美国精英加入纽约地铁的体力活行列。注意，我这里使用了“自然市场”的说法，以区别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油市场”。同样，中国劳动人民在中国干的活，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们不愿意干的：如果市场公平，如果社会公平，中国劳动人民应该能养活自己，生病了应该能看得起病，小孩上学了应该能付得起学费，否则中国的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就没有正常的市场调节能力。事实上，中国的“市场经济”确实没有市场调节能力：A医院的医疗费用高的离谱，B医院并没有降低医疗费用来争夺A医院的病人；A大学的学费高的离谱，B大学并没有降低收费来争夺A大学的学生。为什么？这就是官僚资本主义built-in的不公平嘛。
那些“张迎”们的另一个阴谋就是贪富不分，蓄意把“仇贪”与“仇富”混为一谈，以催化特权阶级对贫困阶级的仇恨。事实上，如果余振东那4亿美金不是贪来的，而是凭本事挣来的，我想，没人会眼红余振东。很显然，在余振东问题没有曝光之前，他就是“张迎”们眼中的“富人”。所以，既然那些"张迎"们蓄意指鹿为马、恶意偷梁换柱，革命人民完全可以这样讲：“张迎”们之所不敢公开反对惩办余振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目前还不能跟余振东平均地享受贪污机会。
结论：当前历史条件下的中国革命有分阶段的必要：先从最起码的“公平”做起，将“公平”作为革命的最低纲领。
7. 人民群众反贪不仅是头等大事，更是必须坚持下去的持久战---反不通也得反下去
“共产党”也在反它自己的贪污，但诚如我们若干年前就指出的那样，靠“共产党”反它“共产党”自己的贪污，那是笑话。这么多年的轨迹也证明了这一点。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指出，大陆贪污的风险系数是4%，这意味着100个贪官中，只有4个贪官出问题，剩下的96个贪官依然大摇大摆的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莫名其妙吧？在现代社会，做好事的风险系数一般也不低于50%，不信大家可问问那些以扶植新技术产业为业务内容的风险投资公司，他们的成功率远远低于50%，但在中国做贪污腐败这样的坏事，其风险系数却只有4%，反动吧？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件好事。中国贪官数量全世界第一，这一点无人不知。也就是说，中国的反贪市场极其广阔，而中国政府却只占了4%的市场份额，那剩下的96%的反贪业务，民众当然要勇敢的承担起来，理论依据很简单：
1）反贪和爱国不仅是官方的义务，更是人民群众的责任；
2）如果人民群众抢在它们官方之前爱国和抢在它们官方之前反贪，这不仅是人民群众高尚的体现，更应该成为它们官方学习的榜样。
事实上，毛主席当初就是做反贪生意起家的。以前叫“逼蒋抗日，拥蒋抗日”，现在叫“逼dang反贪，拥dang反贪”。以前的旗帜是“抗日救国”，现在的旗帜是“反贪爱国”。
当然知道，由于军队和武警等国家专政机器名义上是“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警察”，但在实际运作上，他们永远被官方支配。因此，这些专政机器绝不可能为人民群众的反贪爱国事业保驾护航，民众反贪的难度当然是极大的，反贪效果也极可能是极其微薄的。但不管多难，必须坚持下去。道理很简单，只有万众一心的反贪爱国，只有怎么反贪也反不通，社会矛盾才能活脱脱的展开，进而让更多的民众开窍。
8. 多党制
既然民主和公平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多党制问题就摆在眼前。近来，“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始眉来眼去，许多人指望“共产党”与国民党组建中国的多党制，这种想法是很幼稚的。如果说让“共产党”领导下的花瓶党监督“共产党”是笑话，那么，让国民党监督“共产党”则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从喜好来讲，国共略有不同：国民党喜欢钱，而“共产党”喜欢权，但这两个党都是官僚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间的互相“监督”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只能使掏空民众口袋的技术更加成熟。再说，国民党在大陆输掉大陆，跑到台湾又输掉台湾，这个党本来就没有承担民族重任的能力。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如果“共产党”真的有意借助国民党的双簧来洗涤其独裁嘴脸，那么，这只能说明“共产党”与中国民众的敌对性已经上升到了极点，否则，“共产党”剥夺了中国民众这么多年，它不应该“宁予国民党，不予民众”。换言之，假如国民党成功的成为政治上的“还乡团”，中国人民革命一定提前爆发。
解决办法是中国民众勇敢的挑战党禁，让大陆内部诞生一个代表穷人的党，同时鼓励执政党（即“共产党”）继续代表贪官和“富人”。另一种思路是分拆“共产党”，但这是蔑视人民的思路，不如挑战党禁有意义。
民众觉醒起来！同胞团结起来！为尽早结束中国的独裁政治体系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