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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向农 2004.3.10
从妇女的打扮来看,万变不离其宗是现有人类生存环境下的定律:从古到今,妇女的打扮办法转了很多圈圈,但转来转去,再怎么打扮,女人没有从两只耳朵变为四个耳朵,也没有从一张嘴巴变为九个嘴巴,更没有从两个鼻孔变为十七个鼻孔。所以,从大方向上来讲,是有广泛意义上的规律可寻的。结合中国革命问题来讲,这个广泛意义上的规律就是:革命肯定要发生,反动派肯定要灭亡。
然而,不能因为革命肯定要爆发和革命肯定要成功,就坐等革命的成功。事实上,这就是那些半调子“左”派们所犯的错误:整天在不三不四的大环境下死喊几条马列口号,结果被朝野右派灌了个大满灌。有些脸老皮厚的半调子“左”派居然为它们的那些不阴不阳的废话狡辩,意思是“过去社会主义是主体,我们当然那样讲话;如今资本主义是主体,我们当然要这样讲话”。这句话里头中气最不足的部分是:你怎么从主体演变为非主体的?在大家眼睁睁的看著江山变色的过程当中,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责任?如今,连反动当局都在探索“与时俱进”的问题,革命人民更应该要与那些墨守成规的半调子“左”派划清界限,多动脑筋,抓紧研究新时代的新革命的新特点,并即使转化为革命“生产力”。本文试图研究这些新革命的新特点,并希望抛砖引玉。
● 希望“理论”二字成为“周期短、回报快”的革命武器,而不要演变为无聊的抬杠
数字化的时代特点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数码化起著规范性作用。0和1的思维方式早已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反应就是“干”和“不干”。“理论”二字之所以重要,就是要在“干”和“不干”二字之间寻找判定的根据。但是,如果为了做一件只有20年时效的事情而花费50年去研究“理论”,这不仅违反数码时代的高效率精神,而且是在否定理论工作者本身。有些炫学化了的“理论”人士又要抬杠了,“我们研究的革命事业是有千秋万代意义的”,WELL,30年前唱的不就是千秋万代的颂歌么?如今才不过30个春秋啊。那些爱抬杠的人又要说了,“那只是千年万代事业上的一个挫折而已”,问题是,怎么这种挫折发生到你头上而没有发生到隔壁头上?再说,总共才不过50来年的事,就已经发生了快30年的挫折,你这个“挫折”也太“挫折”了吧?在人类人均受命还远远没有突破100岁的今天,怎么让50年的事业不出现30年的挫折,这本身就是个理论课题嘛: 那些爱抬杠的人又拿不出方案来。更糟糕的是,在那些理论人士颠三倒四的引经据典了老半天的同时,人家反动派又趁机再灌了这些理论人士一个大满灌(从公私并存到彻底私有化再到私有财产合法化)。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绝大部分选择是很直观的:如果你认同大体系(即“体制”)但你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那么,你应该在找不找那个(造成这种不公平的)决策者算账的问题上做0和1的决策;如果你对整个大体系无法认同,你就应该在要不要挑战大体系的问题上做0和1的决策。有人又要抬杠了,挑战大体系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但这个地球上有哪
个集体是空洞的集体?如果人人都遵守这种0和1的简易逻辑,选择0的人自然会形成一个集体,选择1的人也自然会形成另一个集体嘛。回到经典理论上的论调,这本身就是阶级形成的一个过程嘛。
以前有人质疑我革委会主任的“理论水准”,我给它们的标准答复是“我叶某的理论水准比那个「摸著石头过河」的邓小平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当然,也遇到少数无聊透顶的“理论”分子,它们认为它们能在文章的末尾抄录一大堆的马列毛选集的某版本的第几章第几页之类的acknowledgement,所以,它们就认为它们要当“领袖”,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我革委会主任一直的标准答复是:“只要你们能拿出可操作的革命方案来,你们谁当领袖,我革委会主任都服从领导”。
事实上,那些半调子“左”派的理论就非常成问题,它们总是照搬套用现成的词句,不动脑筋研究新问题,最典型的错误思路就是指望用毛泽东成功之后的浪漫办法解决毛泽东又一次失败之后所遇到的问题:如今的问题只是个“教育教育”或“学习学习”的问题吗?如今的问题只是个理论界辩论辩论的问题吗?实际情况是,在半调子们写文章抬杠的同时,右派们正以日行千里的速度把社会主义的老底子掏空了:10年前提倡革命,那些半调子们还要老气横秋的说你激进,好啊,你不激进,你很平和,你的结果是什么呢? 当然了,这些半调子又会拿无穷远理论和彼岸事件来抬杠,但我能保证没有人拿这种抬杠、狡辩当回事,只会有人把这种穷抬杠和抬穷杠当笑话。
呼吁那些理论人士以高效率的服务中国革命为己任、为目标。邓力群之类的靠酸文章误国误民的例子就在眼前:多干正经事,少抬杠---如果以“怕出事、怕丢官”为底线,那么,请自觉的给自己摘除“左”的帽子,不要玷污“左”的美名。再说了,人家贫下中农对这种人早就“理论”过了:“没那么大的肛门就不要服那么多的泻药”---人家右派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闹宫廷政变的时候,就没有担心过自己的“退路”问题?所以,坊间流传的“左派无能、右派无德”这句话,至少不是全无道理的。
●给“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这句话平反
人的身体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因此造成头痛的原因很可能是多方面的,因此,治疗头痛的时候要探索多方面的因素,这个理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在“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这句话长期被负面使用后,出现极其严重的矫枉过正,并引发了更愚昧的愚昧,那就是一头痛了就找脚的原因,一脚痛了就找头的原因,动不动就往大问题上扯。从反馈理论来看,这对及时解决问题极不利,因为从大得不著边际的那一头反馈到你的小角落,反馈周期往往太长: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内,即使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很可能已经诞生了,何况有些大问题往往在人的有生之年解决不了呢?
结合具体的现实生活来讲,我们常见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普通民众张小三被“共产党”的科长赵小五无理取闹的打了一巴掌之后,张小三往往上纲上线为“共产党”的问题。我敢肯定,如果张小三真的拼了老命去找“共产党”评这个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共产党”说“赵小五打你张小三的那一巴掌只代表他的个人行为---那一巴掌并不是代表我们“共产党”打的”。如果张小三再拼了老命花几年的事件去追究责任(如那些无聊的上访),“共产党”充其量给赵小五一个党内纪律处分:到头来白吃了那一巴掌之亏的还是他张小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人民推荐的办法是,先不要管那么多,张小三先揍回赵小五一巴掌再说。“理论家”们又会说,揍了赵小五有P用,“共产党”内的赵小五比比皆是。请注意,我们是在研究革命的方法论(METHODOLOGY):如果杭州的张小三、广州的张小三、东北的张小三、福建的张小三们都这样做的话,这种方法论的社会性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再说了,“共产党”毕竟只占中国人口的小百分比:如果全国人民都照这个方法论去干的话,它“共产党”是赢不了人民的。
相反,如果人民上了“共产党”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当,吃亏的永远是人民:只要一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一套,它共产党将永远正确,因为任何一件事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法作为个案处理的时候,“共产党”在山西的赵小五与“共产党”在河南的赵小五能“合法”的组织起来对付广东的张小三,而广东的张小三与湖北的张小三则无法在某个个案问题上组织起来---否则“共产党”将在处理这个个案之前先以敌对组织的借口整死你张小三再说。
所以,在“共产党”一手遮天的独裁体制下,它能大摇大摆的组织起来对付你,而你不能大摇大摆的组织起来对付它,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应该少动大脑筋,多动小脑筋,以眼前利益为主要诉求,以今天不吃亏为基本目标。在这种哲学基础之上最有效的斗争方式就是广泛使用一些无组织、但约定俗成的方法论。想想看,如果在一年之内有几万乃至几十万的来自“共产党”的赵小五被人民反击,它“共产党”即使能生存下来,也应该会活得很累吧?再几年、几十年的这样搞下去,一定会此消彼长的嘛。
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所提倡的方法论与经典革命理论一点不冲突:1) 阶级观念当然重要,但阶级是由具体的阶级成员组成的---正因为越来越多的阶级成员面临越来越相同的问题和选择越来越相同的解决手段,阶级性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为就这样形成了嘛,再说,面向被反动派压榨的全体民众推广一些有效的革命方法,这本身就是个阶级概念的体现嘛;2)长远利益当然重要,但长远利益非要以今天吃亏为前提?事实上,如果被压榨民众今天的小亏坚决不吃,明天的小亏也坚决不吃,它们吃长远大亏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了嘛。再次提醒教条派人士,不要用毛泽东成功之后的办法解决毛泽东成功之前所遇到的问题。
同时要CALRIFY的是,我们要求那些手握重权的当权派以国家长远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为主要考量,因为这是这些当权派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是,面对普通受欺受压的、连基本生活都过得很累得老百姓,任何革命家不能要求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饿着肚皮为500年之后才能兑现的支票而打拼。
在小范围内做过一些讨论,有人担心这是在提倡暴民主义,但革命人民绝不同意这种看法: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是暴民,那么,没有刁官、恶官,哪来的暴民?!
● 对“精英”和“先锋”这两个概念要认真澄清
以笼统的阶级观点来分析,在一定的时限和空限范围内,并不是每个问题都能分析得通的。注意,我要加上时限和空限这两个边界条件,目的是为了排除那些无聊的 人用无穷远理论来做无意义的抬杠。比方说,在1980年代初,也就是“小平,您好”那段时期,绝大多数中国农民是衷心拥护邓小平的改革的,对“联产承包” 是很有热情的,也许有人又要抬杠,说有个叫某某某的农民在当时就反对“联产承包”,但这改变不了当时的中国阶级状况。也就是说,在当时,如有人提醒农民 “你们将要被‘共产党’卖得精光”,那些农民是听不进去的,如有人鼓动农民去革命,农民是更加不干的。再比方说,在1990年代初,工人失业(下岗)问题 还没出现,许多工人都幻想著多拿奖金多发财,在那个时期,如有人提醒工人为长远利益考虑,他们也是听不进去的,并认为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如有人鼓动工人 革命,他们当然也不会干。好了,如今农民吃亏了,开始意识到了一些问题,工人也失业了,也开始造反了,但是,这里巨大的逻辑漏洞是:如今工人/农民所遇到 的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是马克思所仔细分析过的?哪一个问题不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花毕身精力所斗争过的?再说近一点,如今工人/农民所遇 到的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是我们革命人民在10年甚至20年前就已经精确预料到的?
有人说,人的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要允许工人农民出一些差错。这样推演下来就有两个问题:1) 在今天遇到的问题,他们在10年/20年之前想不通,谁能保证他们能在今天想通20年后又要遇到的更大的问题?2) 如果他们不想在吃亏之后才思考相关的问题,那么,要不要别人帮他们思考和规划一些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革命人民向广大的劳苦民众所推荐的办法就是前面提到的遇到问题立即解决问题的“头痛赶紧治头、脚痛赶紧治脚”的即使疗法,因为亡羊补牢总比既亡了羊又不补牢要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革命先锋的问题。
先锋和精英的区别主要在於个人主义的色彩问题上:为民众服务但不是一味追求个人价值的叫先锋,为民众服务但个人价值必不可少的叫精英。也就是说,精英的集体意识差些,先锋的集体意识强烈些。但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界定相当困难,因为反例太多---不是一般的多。如今带引号的“共产党”固然不用说,就是当初的不带引号的共产党,也非常缺乏正面的例证:有几个革命先锋没有在毛共时代的权力斗争中角逐过?这些权力斗争全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 在张三举著红旗打同样手持红旗的李四时,张三的终极目标全是为了人民、全是为了人类?这是一方面的技术性问题。另一个更大的技术性问题是,如今“共产党”不允许你有组织、有计划的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对抗“共产党”的反动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先锋固然可贵,但革命精英也应该是求之不得才对呀,有什么好说三道四的? 有人站出来想革命总比谁都不敢站出来革命要好啊。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公正的看待王炳章等右翼革命人士。当然了,肯定又会有人出来抬杠,“他王炳章革命的目的是错的”,那你也拿点错误目的的革命给大家看看嘛;“王炳章闯关闹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做秀”,那你也搞点革命秀给大家看看嘛;“我们不是没有搞革命,我们只是在地下偷偷的搞”,即使那是真的,人家王炳章在地面搞革命就影响你搞地下革命了?
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我革命人民当然注意到这样的经典现象:因为他要另搞一套,所以,他说你是在搞精英主义。在遇到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分裂狂的时候,我革命人民要推荐的一个简单办法是:“哪怕你代表的是全世界最正确主义,如果你没有革命功效,请积极发挥革命先锋作用,立点革命功劳再说”。
马列主义最伟大的地方就是精确的展示了资本主义的问题---直到今天,那些问题只能设法回避但无法做结构性的根除,但马列主义最惭愧的地方就是犯了资本狭隘论的错误:金钱和生产资料是唯一的资本吗? 权力算不算资本?在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化和国家化之后,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官僚能避免代表资产的资本家们常犯的错误?正因为马列主义只注重分析物质资本的弊端,而不分析权力资本的弊端,再加上一分为二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辩证的狡辩术,总体来讲,在奉行马列主义的地区,解放了一部分生产力,也束缚了一部分生产力,因为抬杠毕竟不是创造财富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直接有效的办法。
回到精英主义的问题上来,通过邓共在过去20多年的倒行逆施,尽管如今大陆的穷人占总人口的95%以上("共产党"再怎么吹牛皮,即使把全世界的财富都集中到中国富人身上,那么,中国的富人不会超过6500万人吧? 这6500万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6500万占中国13亿人口的5%,第二,6500万差不多正好是"共产党"的党徒总数目),但这些95%的人口,至少到今天为止,依然被"共产党"的1%不到的精英们乖乖的管著,剩下的那4%(替共产党做吹鼓手的知识精英们)在旁边逍遥大摆的看著。这95%的人没力量?不是的。这95%的人真的乖乖的听它"共产党"的?也绝对不是。所以时下比较不具争议的看法是,只有95%的人对"共产党"有牢骚,基本上没有用,但如果有5%的人拼了命去跟"共产党"干,那"共产党"应该会垮。事实上,解放战争期间,毛主席的军队总数不足当时人口的5%。再说文化大革命,当时口号式的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占当时人口的95%以上,但这些95%以上的人只是和尚念经般的拥护文革,而不是刻骨铭心的支持文革,相反,那剩下的不到5%的可是刻骨铭心的反对文革,邓小平则靠那不到5%的人翻了历史巨案。
所以,中国革命要从革命先锋队做起,哪怕是从万分之五开始。这是一。第二,哪怕这些起初的万分之五全部号称自己是精英,我革委会主任哪怕跟那些爱抬杠的人磕五万个响头也要拥抱这些“精英”,因为在95%的人口干瞪白眼的今天,我们革命队伍不是精英太多了,而是精英太少了。
其它还有很多革命概念需要“与时俱进”,将在今后的文章内继续讨论.